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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地下党秘密出版活动的回顾与思考

发表时间:2021-01-21 13:53

在长篇小说《红岩》中,《挺进报》的秘密出版与被破坏是其重要行文线索。《红岩》中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,都是以《挺进报》相关革命志士为原型的,如成岗的原型陈然、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等。实际上,除《挺进报》外,地下党重庆市委还秘密出版了另外一本刊物——《反攻》。在当时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山城,《挺进报》和《反攻》的秘密出版是地下党重庆市委抢占新闻舆论阵地的一个创举,发挥了传递信息、宣传真理、引导人民、团结同志、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。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,对重庆地下党秘密出版活动进行回顾和思考,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认识。

《挺进报》的创办过程

1946年,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大幕开启。1947年,战争形势愈发激烈,国民党重庆当局查封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《新华日报》,中共四川省委和《新华日报》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。由于《新华日报》的撤离,重庆消息闭塞,谣言充斥,白色恐怖加剧,政治空气沉闷,不少人感到苦闷、焦虑,甚至悲观。

当时,重庆有一本“灰皮红心”的杂志《彷徨》,有关工作人员主要有刘镕铸、陈然、蒋一苇、吴子见等。其中,刘镕铸是党员,陈然1939年入党,但失去组织关系已久,蒋一苇、吴子见都是党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。中共四川省委和《新华日报》突然撤走,《彷徨》失去了党的领导,他们决心按照上级确定的“灰皮红心”方针,继续把《彷徨》办下去,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。

一天,他们收到从香港寄来的《新华通讯稿》,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。他们如获至宝,极为兴奋,就把《新华通讯稿》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,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,深受欢迎。这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重视,特派市委委员彭咏梧与刘镕铸接上关系,决定以油印小报为基础,筹备出版《挺进报》。

1947年夏,《挺进报》正式成为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报。刘镕铸任特别支部书记,负责筹款、采购和发行,蒋一苇负责编辑,陈然负责印刷,吴子见和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负责联络。1947年11月,彭咏梧、吴子见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,《挺进报》由市委常委李维嘉领导。不久,陈然、蒋一苇入党,分别担任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。

《挺进报》的印刷设在重庆南岸野猫溪中国粮食公司机器修理厂陈然家里。陈然公开身份是机器修理厂的管理员,白天上班工作,晚上印刷《挺进报》。为了保密,陈然用厚纸将木板墙的缝隙全部糊上,窗子里面挂上一条厚毯子,电灯加上黑纸糊的灯罩,这样,别人就不会发现家里通宵亮灯,连他的妈妈和姐姐也不知道他晚上在忙什么。

前期,《挺进报》以对内发行为主,由刘镕铸联系一些人做发行工作,但主要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地下交通传递,大批党员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进来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行网。后期,刘镕铸奉命转移,陈然兼任特别支部书记。根据上级指示,《挺进报》改变发行方针,发动“攻心战”,主要通过邮局寄给国民党军政人员,内容也做了相应调整,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,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、警告内容。

1948年初,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收到一封信,里面装着《挺进报》。朱绍良勃然大怒,要求限期破案。国民党特务机关对《挺进报》恨之入骨,派出大批特务四处搜查。4月,地下党员陈柏林阅读《挺进报》,被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特务发现,导致陈柏林及其上级任达哉被捕。不久,任达哉叛变,间接导致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、副书记冉益智被捕,两人亦相继叛变,最终导致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。

《挺进报》相关人员中,李维嘉、蒋一苇等人被迫撤离。4月19日,陈然收到一封示警信:“近日江水暴涨,闻君欲买舟东下,谨祝一帆风顺,沿路平安!彭云。”但他没有马上转移,而是决定将手头上的这一期印出后再撤走,第二天不幸在家中被捕。在狱中,陈然受尽种种酷刑,始终只承认《挺进报》从编辑、印刷到发行,全部是他一人所为,后来英勇就义。

至此,《挺进报》被迫停刊,共出版23期。此后,《挺进报》曾两度复刊,继续战斗在重庆。

《反攻》的创办过程

《反攻》的创办与《挺进报》关系密切。1947年7月,赵隆侃和罗承勋一起拜访廖意林、苏辛涛夫妇。当时,廖意林是重庆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,赵隆侃是育才学校教师,罗承勋是重庆《大公报》副刊编辑主任,苏辛涛是重庆《新民报》主笔。在谈到刚出版的《挺进报》时,大家都非常赞赏,赵隆侃和罗承勋建议联系几个人创办一个理论性油印刊物,来和《挺进报》相互呼应、相互补充。两人的建议与廖意林、苏辛涛夫妇的想法不谋而合,当即决定着手筹备工作。考虑到当时正逢我军在战场上从防御转为反攻,大家一致同意将这个刊物定名为《反攻》。

9月,地下党重庆市委决定由廖意林负责《反攻》的筹备,下设编辑、印刷两个小组,两组互不来往,都由廖意林联系。廖意林物色了两组人选,编辑组为赵隆侃、罗承勋、苏辛涛,印刷组为民建中学的李累、苏仲扶、陈尧伦,并报市委审批同意。

10月,《反攻》第一期出版,刊发的文章主要是论文,也有少量的文艺作品,字数较多,是一本小册子。作者主要为廖意林、赵隆侃、罗承勋、苏辛涛,也约过一些熟人撰写。内容上主要是根据党的最新文件精神,讲解国内外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形势,以及如何配合我军大反攻,加强团结把各自工作做好等。读者对象主要是党的外围组织“六一社”社员和知识青年。

11月,李维嘉开始领导《反攻》。李维嘉要求,除编辑自己撰写稿件外,应及时全文转载党的重要文件和重要评论,读者对象应扩大到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进步人士。随着李维嘉加强对《反攻》的领导,刊物的质量逐步得到提高,发行量也逐渐增加。

参与发行的人很多。每期印好后,廖意林将一部分交给自己直接联系的同志分发,另外一部分则交给江竹筠或李维嘉,由他们转交其他同志分发。同《挺进报》一样,《反攻》的读者也是自己看过后,再设法传递给别人看。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,传递地下刊物非常危险,有的同志甚至为此献出生命。

1948年春天,为了扩大《反攻》的影响,陈尧伦准备把刚出版的刊物送给老家的哥哥陈尧楷。行前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,他把刊物缝在随身携带的棉被里。但是,由于当时陈尧楷已经率众武装起义,他的老家成为敌人围剿的重点,外围的大小道路岗哨林立,对进出的人检查得非常仔细。很不幸,刊物被敌人搜查出来,陈尧伦被捕,最后光荣牺牲。

与《挺进报》不同,《反攻》是自行停刊的。1948年1月,罗承勋随重庆《大公报》迁往香港,编辑组只剩下廖意林、苏辛涛夫妇两人。3月,由于上海局负责人钱瑛要廖意林、苏辛涛前往上海工作,地下党重庆市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,决定停刊。后来,地下党重庆市委曾一度准备复刊,但由于《挺进报》事件的爆发不得不停止。

宝贵经验

重庆地下党的秘密出版活动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首先,必须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。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。《挺进报》和《反攻》的创办,起初是重庆地下党员在和组织失去联系后的自觉自发行为,他们一边办刊,一边积极寻求和党组织的联系。而新成立的地下党重庆市委也积极与办刊人员联络,并先后选派市委委员彭咏梧、李维嘉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和支持,使《挺进报》和《反攻》日益发展壮大,并产生重大影响。在革命战争年代,确立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,无疑就掌握了领导革命的指挥棒。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: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,总是要先造成舆论,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。在新时期,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,同样是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,各级党组织要强化阵地意识,关心和支持新闻舆论工作,推动党的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其次,必须不断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。党的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,把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,积极反映人民诉求,自觉地将革命宣传与人民利益统一起来。《挺进报》和《反攻》是政治家办报意识的最好体现。《挺进报》和《反攻》创办后,按照上级指示,办刊人员将“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的战绩”作为主要内容。于是,从孟良崮大捷到蟠龙镇大捷,从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到解放军反攻,都成了他们的重要报道内容,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。同时,他们还及时刊登党中央公布的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和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,使之成为发动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。在新时期,新闻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,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,弘扬主旋律,激发正能量。

最后,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。恩格斯在《〈给社会民主党人报〉读者的告别信》中指出,办报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说话的人。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刊,在革命战争时期,尤其是在国统区秘密出版时,其读者对象应明确为党内同志、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进步人士,才能实现办报目的。《挺进报》创办初期遵循了这一规律,获得了快速发展,但在后期出现盲目选择对象受众的冒险行动。据有关同志回忆,尽管执行“攻心战”的同志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,取得了初步成功,比如使用美国新闻处、重庆市警察局、银行的信封,改变书写信封的字迹和墨水颜色,在远郊分散零星投寄,等等。但是,这一行动并没有达到“攻心”的目的,反而遭到敌人疯狂的反扑,最终由于叛徒出卖,导致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。在新时期,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同样需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,针对不同读者对象,创新传播内容和方式,推动媒体融合,严格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。

(转载自《保密工作》杂志2020年第10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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